或者权利人行使权利之行为所带来的收益，与其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不成比例，因而依照一般常理不会实施之行为。
仔细查看各类文件的表述，就会发现对于主导立法的主体究竟是谁，需要进一步统一认识。而部门主导立法的提法是否适当，倒是值得讨论的。
提法很高，法律定位却不高，又很难要求人们在法律文本的整体结构中去认识理解人大主导的实际定位，这是应当引起注意的问题。如果按照前述主导的基本语言含义，理论和实践中就容易产生一种认识：人大是不能主导、也主导不了的。（三）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人大代表等主导立法的问题 按照修改后立法法的规定，在法律的制定中，发挥人大主导作用，还有几个重要内容：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提前参与法律草案起草。[4] 同前引2，窦树华主编书，第195-196页 [5] 同前引3，窦树华主编书，第212页。从部门出来的法律法规草案，主要是由部门内设机构起草的，而部门内设机构起草的草案，在经过部门负责人审查后，还要经过提案主体的审查，在提出议案后，还要经过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修改、表决等程序，其中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程序，都有足够的时间空间对不正当的部门利益进行过滤和消减。
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工作机构按照常委会要求督促立法规划计划的落实是一种主导的话，这种主导可以说是常委会的主导。而对这些问题在认识和执行中一旦发生分歧和偏差，不仅会对立法工作带来损害，也会对我国根本政治制度造成损害。同时，遗憾的是，在该文中没能指出哪些利益主张能够或者说适合被称为权利。
{3}当神秘面纱被揭开，该权利的内涵被揭示后，其是否能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利便值得商榷。尽管这两种权利并非由同一学者主张，却让我们看到了新型权利叠加所带来的困境，显然，两种权利中的一种要做出让步。有的学者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范例，他们用霍菲尔德的权利，而非其他的权利理论，来分析冷冻胚胎的监管和处置权，保证了研究的理论框架，避免了话语体系上的分歧和误解。当下关于新型权利的研究能否经受住这样一种拷问，值得怀疑。
无论是司法实践所确认的债权还是部分学者所主张的物权，其在作为一项新型权利的资格上存在欠缺，那就是确认其为一项单独的权利对于社会而言没有那么重要，至少在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条件下，其仅涉及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对于绝大多数中国民众而言，可能一生也遇不到这样的主张，而对于一部分富裕人群而言，其需求是全时所有权，而非分时度假权，其受众实在有限。在公法领域，由于义务主体为公权力机关，服务公民乃是其基本职责，似乎利益衡量不应被过分强调，但用公权力来保障权利时，公共资源的配置和转移需要关注。
我们似乎出现一种危险的倾向，即习惯将任何对政府的主张都称为权利，很显然，这并未帮助政府正视公民的特定利益主张，反而让政府对于权利一词充满了警惕，无论我们基于何种政治理论，将需要政府实现的利益通通命名为权利都是不合适的。这里的新实际上就是指权利在主体、客体、内容方面的伸缩或扩展、限制等变化情况。比如流浪权，我们可以在德肖维茨的权利意义上来定义权利，这位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就认为，权利来自于经验，特别是不正义的经验。三、新型权利证成中利益衡量的缺失与代入 权利不是孤立存在的，其可能与其他主体的权利存在冲突，还需要有主张的对象。
{7}8、14这里的权利应当是指个人拥有的对抗政府权力干预的某种自由，而与请求其他私法主体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请求权完全无关。可是，现有新型权利的研究中，只有极少数的学者注意到了权利冲突的现象并且为自己所主张的权利能够压倒对造的冲突性权利寻找了理由，多数研究均是单边进行的，无视与其所主张的权利有冲突的权利的价值，只为自己的权利摇旗呐喊，这或许与主张人的意识形态或个人情怀相关。尽管我国有学者将利益衡量限定在司法活动中，[2]但实际上利益衡量不仅仅体现在司法，也体现在立法活动中。若某一新型权利为公法上的权利，对应的义务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公权力的限制，即非经法律授权公权力不得侵犯公民的该项权利，从行为方式上主要表现为不作为，其更具有公民自由的色彩，比如安宁死亡权、堕胎权，更像是霍菲尔德所谓自由的内容。
{2}24若从学理上认为，这样的权利束属于经济法而不属于民事权利，将新型权利的研究目标定位为学科划分而非法律确认，似乎将新型权利研究的意义打了一定的折扣。最为明显的例子莫过于环境权了，尽管人们普遍渴望生活在良好的自然环境中，但经济发展权显然也拥有一众支持者，甚至还可能与民生权存在冲突。
【参考文献】 {1}姚建宗.新兴权利论纲[J].法治与社会发展，2010，(2). {2}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JEFFREY ROSEN.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64 Stan. L. Rev. Online 88(2012). {4}段卫利.论被遗忘权的法律保护——兼谈被遗忘权在人格权谱系中的地位[J].学习与探索，2016，(4). {5}霍菲尔德.基本法律概念[M].张书友，编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 {6}何志鹏.权利基本理论：反思与构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7}艾伦•德肖维茨.你的权利从哪里来？[M].黄煜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8}侯学宾，李凯文.人体冷冻胚胎监管、处置权的辨析与批判——以霍菲尔德权利理论为分析框架[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 {9}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哲学[M].王朴，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10}卡尔•威尔曼.真正的权利[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11}葛先园.试论代际生育平等权的社会权属性[J].法学论坛，2016，(3). {12}杜维超.在修辞与实践之间：环境权概念的贫困及其义务转向[J].求是学刊，2016，(6). {13}程燎原，王人博.权利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4}SIMON WECHSLER. The right to remember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and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49 Colum. J. L. Soc. Props.135. {15}SHANIQUA SINGLETON. Balancing a right to be forgotten with a right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the wake of google spain v. AEPD,44 Ga. J. Intl Comp. L.165. {16}长谷部恭男.法律是什么？法哲学的思辨旅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 【期刊名称】《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年份】 2017年 【期号】 5 进入专题： 新型权利 义务 利益衡量 。[1]在各项具体权利具备特定的法律规范基础的情况下，以特定主体的身份为依据，设置一个有关主体身份的权利，是否有必要？按照这一思路，我们是否应考虑设置教师权、农民工权、公务员权？这里的消费者权实际上是消费者这一特定主体所拥有的全部法律权利的集合，其并非为一项特定权利，而是一系列权利的集合。
{16}92好在吸烟权在我国并没有学者主张，只是烟民自己的呼吁罢了。尽管开门见山的学术研究方式被人推崇，但其前提是保证读者、学者在共同的话语体系内，如果对基本概念的理解不一致，后面所有的研究都将被人误解。主张权利的同时，要考量社会资源能否负担，更重要的是，纳税人能否承受及政府是否有能力解决。通过威尔曼的权利理论可以得出结论，权利应当是被发现的，发现的源泉在于公德性权利。以上是私法领域的例证。{13}381只有完成了权利所对应义务的研究，使得人们知晓如何去救济该项权利，新型权利的理论才是完整的，否则只能是一种口号，或者一些学者所说的修辞。
但是，一些基本的区分还是能够实现的，一般而言，具有某个法条依据的权利能够成为一项独立的权利，而像消费者权这样来自多个具体法条规定的多个具体权利的组合，则应判断为权利束，同样的例子还有股东权。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下面的一段话也支持着这一结论：我从来都只是通过对一般规范的领悟才意识到我们的权利，我们的权利也正是从这种领悟的点滴中得到的。
尽管其他成员的回应可能采取相近的模式，但这些回应并不会对特定社会的公德本身的存在或内容产生影响。其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这一社会性体现在三个维度上：(1)只有在其预设的品行标准在社会中获得普遍实践的时候，公德才是存在的。
【摘要】 新型权利表面繁荣的背后有一些方法论上的隐忧值得关注：权利标准缺失，一些权利束、权能也被当作新型权利加以研究。在纷繁复杂的权利理论丛林中，学者应说明采用哪种权利理论在论证新型权利。
可遗憾的是，现有关于新型权利或新兴权利的论文中，部分论著的权利表达逻辑应予反思。可是，韦伯说过，一个类概念的有效性越广泛，就越使我们离开现实的丰富性，因为它为了包含尽可能多的现象的共性，就必须是尽可能抽象的，从而也就是内容贫乏的。权利不应当是被创造出来的，这里所谓的创造是指无须论证权利存在的道德基础，而直接认为法律应当规定某项权利，尤其是采用上述国外经验—中国借鉴模式的研究。{5}28后来的哈特、麦考密克、威尔曼都曾发展了自己的权利理论，国内理论界关于权利的解读也有八种之多{6}21-24，本文无意图也无能力解决权利的核心内涵问题，但至少，特定新型权利的研究应当建立在某种权利理论之上，亦即论者在何种意义上使用权利一词。
有的权利体现的是主体的基本人权，有些体现的则是享受性权利，即主体在拥有基本人权的基础上进一步享受优质生活的权利，二者之间存在冲突时后者应让步于前者。有些所谓新型权利则在社会考量的重要性上有所欠缺。
被害人的权利、不受色情侵扰的权利、胎儿的权利等等，这些都是右翼团体想出来的术语，用来欺骗大众，使他们误认为求助于政府权力其实等于行使个人权利。因为道德规范对处于个体中的人有效，而法律规定则对处于相互联系中的人适用，道德义务强烈要求我的承认，而不考虑它是否要求别人在相同状况下也具有有效性，这样，只有当我在相同状况下承认了别人也具有同样的权利之后，才能够顺理成章地赋予自己这项权利。
有些人认为医疗、教育与安全是权利，另一些人则主张福利或至少最低限度的生活所需是权利。没有这个一般化的过程，我们就只能一直出于残暴的情感，而绝不会是出于合理的情感来提出类似的要求。
鉴于公德的概念，遵从这些预设的行为标准、成就这些预设的品行标准被认为对社会是十分重要的。{9}119这又回到了经典的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新型权利的研究应当从公德中发现一些道德上的权利应被法律所确认，继而论证这种应然的合理性。例如，代际生育平等权对应的义务是什么？从该概念的内涵来看，对应的义务应当是国家应保证不同时代生育政策的一致性，可对于已经实行三十年的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的既成事实，现在来主张平等生育对于五十岁左右的人有何意义？从可行性的角度来看，似乎仍然维持原有计划生育政策反倒保证了他们的代际生育平等权。合同仅具有约束缔约方的功能，其在条款中可以为双方创设任何权利，但如果认为合同也能创设应被法律所认可的普遍性权利的话，权利将漫无边际。
与其称其为一种权利，不如将代际生育平等看作是对过往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四、新型权利的探寻路径 权利从何而来？威尔曼认为，权利的基础有三个，法律条文、某一组织机构的规则和道德实践惯例为公德权利。
于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应被追问，新型权利到底是一种来源于旧事物的发现，还是一种全新的创造，或者于不同的权利乃不同的手段？若是发现，至少应证明其与既有权利或制度的关联，将其独立为新权利的合理性。民生权被保证了，环境权便可能落空。
二是对公权力的请求，即掌握公权力的机关有义务采取积极的行为保障公民该项权利的实现，行为方式上则以作为为特点。如果受教育权被充分保障了，可能受救治权便无法实现。
